簡國之旅，S21 Genocide Museum

18/8/2012

午後，我們到了Genocide Museum，一所關於柬埔寨血淚史的博物館。

在1975年，柬埔寨的共產黨，「柬埔寨勞動黨」，也被稱為「紅色高棉」，進佔了金邊，推翻了高棉共和國。柬埔寨在紅色高棉的佔據下，在1975年的4月1日起，展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紅色恐怖。在這段時間，前任政府的軍政人員，包括一般士兵、警察和公務員，都成了被紅色高棉清算的對象。為了囚禁這些人，柬埔寨各地都設置了不少集中營。

其中最著名的，就是我正在身處的這個「S 21」。

所謂「著名」，可以是值得榮幸的指標，也可以說明不幸的分量有多重。就是這三年零八個月的一幕歷史，把柬埔寨這個小小的國家，和曾被日軍同樣佔領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，產生了點似有若無的共通點。

這是一座位於金邊郊外的法式建築，以前是一所中學。

建築物呈一個U型排列，三排樓房的前面是一遍草地，種著幾棵大松樹。這樣翠綠的草地，在外國或許應加蓋一個可愛的鞦韆，但在這裡，你只能找到一個絞刑刑具。

第一層的房間大多是過去拷打被囚者的房間，裏面簡單地放置了一張床，這些床的設計和附著的工具各有分別，一些連著會刺進皮膚的鐵鈎，或是鞭打人的長皮鞭，而每張床都少不了在床尾床頭的一副鐐銬；天花板上的血跡依稀可見，據聞是被囚者心臟的大動脈被割破的時候，血壓把血液噴射到上方遺留下來的。

順著樓梯往上走，漸漸剝落的磚頭看起來有點失魂落魄，這種細微的發現，同時也令整座建築物在一瞬間變得蒼老，就像母親額上的皺紋，總是出賣了年紀漸寬的小證據。

一條單向的歷史時間線，能醸好一木桶的葡萄酒，也能讓磚頭變老。

距離1975年不過是37年，但我撫著牆壁上斑駁的花紋，卻感覺是在觸碰一個在苟延一口氣的老人。就在這一刻，站在時間洪流的前進和後退之間，我知道我在親手觸碰歷史。在我的認知裏，博物館是歷史的墓碑，也是憑弔過去的地方；所以，在還能嗅到歷史血腥味的這裡，它並不是一座博物館：在它被磨成骨灰之前，它將是一具案發現場上的殘骸。

在三個年代以前，共產黨人捉拿了這些異見分子，並為這些人一一編上號碼，拍上一幀印著編號的大頭相片。於是，在二樓的陳列室放置著許多展板，展板上密密麻麻地裱起了當年被囚在這裡，也死在這裡的人像照片。在某一幅相裏，一個媽媽手抱著一個孩子，媽媽的後腦，抵著一條粗長的大鐵針，如果這樣的景象還不足夠讓你明白接下來會發生的事，展板旁邊的說明牌將會告訴你，在拍過這張遺照後，母親的後腦便會被刺穿。

我看著他們，他們也在黑白相紙裏凝視著我，但實際上，他們在凝視的，是死亡。

逛過兩列建築物，我和姐姐慢慢地往下走，想要坐到草地的長椅撫平一下心跳。

回到一樓的陳列室，一群外籍遊客在用心聽少年講解員的解釋。這個柬埔寨少年面對著群眾，指著背後的一幅油畫，用英語說明當年的赤柬如何把嬰兒丟上半空再對他們亂槍掃射。

當少年人用堅定的眼神和語調，毫不羞恥，也毫不畏懼地向遊客說出自己國家最黯淡的歷史，我忽然覺得這個少年人的身影，很偉大：他以勢均力敵的姿態，面對著祖國最難以啟齒的過去。

在展覽室的門外，張貼了一個打上交叉的人像標示，提醒人們參觀的時候要莊重慎言，不要在陳列室裏開玩笑。

遺憾的是，這座磚頭地獄的存在，本身已是一個極大的玩笑，一個命運開的玩笑。

簡國之旅，柬埔寨

18－26／8／2012 

世上沒有轉瞬來去的隨意門，要到達古老的國度，我們還是得依靠機翼和渦輪引擎；

但至少，
在背包與天空之間，我們還是能夠隨意地選擇一個目的地，讓自己和一星期七天的作息規律之間，拉開一段足以讓我們彼此對峙的空間。


如果我們的人生是一張「打直睇」的電視節目表，
如果我們的工作是乏味的『交易現場』，
如果我們的週末內容永遠離不開看戲逛商場追時麾，就像播足十年的『美源髮采』，

那麼背起背包往外跑，肯定就是精彩的下集預告，為的是告訴我們，生活可以有另一種選擇。

就像倦了會打呵欠，打呵欠就會「標」眼水一樣：飛機輪著地的那一刻，我循例地看看窗外的天空，作為每段旅程的起端。看著蔚藍的天空，我潛意識裏大抵有點兒失望，大概是認為在這種古舊的國度，天空應該呈現老照片那樣的黃色。

同樣的土地曾經踏足過。
可是路平坦了，廣告牌多了，汽車的響鞍頻密了。機場外本來只售賣明信片的攤檔，現在兼賣5塊美金一副的Ray ban墨鏡，昔日售賣鮮榨果汁的攤子，現在主力cappuccino和珍珠奶茶。

同樣的土地儘然曾踏足過，城市卻也跟我同步成長了：沒有停滯不前，而是徹徹實實的改變了。

「改變」是一個屬於現在式的詞語，發生的時候我們只能靜靜待著，所能做的，就只是在改變之後繼續向前，過了些時日再回頭細看，我們才能判斷這種改變，究竟是改善了，還是錯位了。

細

《狗》

十二月。深冬。六時三十分。

每天這個時候，灣仔行人天橋的光管便會亮起來。那是許多城市人家裏都會裝的黃燈泡，說是因為泛黃的燈泡，比發出白光的燈泡，感覺更溫暖。

但即使光再溫暖，也沒有人會把這條熙來攘往的天橋當成家，因為天橋的意義，本來就只在於座落在它兩端的目的地；天橋本身，只不過是一句句子的連接詞，沒有人會願意在目的地之間逗留。

也因此，天橋並沒有因那支光管而變得溫暖；它只是用了傷感的黃色，將它的白天和夜晚、忙碌和寂寞，人聲和風聲、以及所有的反差，婉轉地表達出來。

有一頭流浪狗每晚都在這裡徘徊。沒有一個露宿者知道牠何時來到，只知道牠與一般的流浪狗不同，因為這隻狗的頸項繋著狗鏈，這說明牠曾經擁有主人。這令那些露宿者很難過，因為他們比誰都明白，淪落到要流浪有許多原因，當中最可憐的，叫「遺棄」。那些露宿者自以為瞭解流浪狗的可憐，因此當他們看見流浪狗每晚在天橋四處嗅，便會把自己的食物多少分牠一點。

只有流浪狗自己明白，牠並不是被遺棄，也不是在找食物。

牠是從主人身邊逃跑的，那時牠還小。離家出走之後良久，牠才發現自己已經無法退回去；當牠開始想家了，才醒覺自己一直都沒有牢牢記住家的氣味。牠失去了屬於自己的地方，於是他成了一隻，在目的地和目的地之間浪蕩的流浪狗。牠四處嗅，只不過是爲了尋找某種失落了的氣味。

這天，那隻狗還是如常的在天橋上低頭到處嗅，直到牠的鼻子碰到地下一張紙。

一張寫了字，印了圖片的紙。

狗狗抬起頭，看見一個女生捧著一大疊紙，在每條柱子前停下來，緩緩把紙貼在牆壁上。燈光搖搖曳曳地照在女生單薄的身軀；那種薄，薄得好像隨時都會像牆上的紙張般脫落。流浪狗叼著那張紙，搖著尾巴走到她身旁站著，抬起頭看著她。

女孩看到了狗狗的模樣有點感動地笑了出來。笑的時候，面頰現出了笑渦，和幾滴淚水。

「好乖喔。」她半蹲在地上，拿過流浪狗口中的紙，一邊摸牠的頭。

「知道嗎……我在找哥哥。」流浪狗這才知道那是一張尋人啟事。

入夜的天橋很危險，牠繼續坐著當她的護衛。

「我爸爸病得很重，而他的願望，是看看自己很久沒看見過的兒子。我哥……在很久以前就離開了家，一直沒有回來。可是，他會回來的，看到這幅海報就會。」

女孩說得那麼堅定。

「他只是……」女孩輕輕垂下頭，劉海掩蓋不住下滑的淚水。

「忘記了回來的路。」

「我明白。」狗狗溫柔地吠了兩聲。

沒有人比牠更明白：回不來，有時候不因為什麽，只因為在跌跌宕宕中，我們都遺忘了回家的路。

細

 2012年5月15日

(《狗》, 香港教育學院——面書散文創作比賽二月份月賽得獎作品)

七月一日

照片上的旗杆，也就不過是準心朝天的槍杆子。

槍口一直開火開了六十三年，把夜空用血染成了紅色，只象徵式地留下五顆人造星星點綴那片鮮紅。據說這是我國國旗設計意念的由來。

國歌呼叫著「起來」，而人民卻倒下來了。就在那豎著旗杆和國旗的天安門前。

倒下來的人民看著夜空，大口大口地喘氣。他們一直到了這個時候才明白，國歌並不是爲了他們這些國民而唱的太陽之歌，而是為了這整個國家而唱的輓歌。

最後一口氣殆盡。

這裡再沒有愛人民的國家，只有愛人民幣的政府。

耀眼紅旗下，他們終於明白，這裡的愛國與眾不同；愛國，就是要爭先恐後的被自殺再奉上鮮血為國旗填色，就像屈原投江最終也只能換來裹蒸粽兩隻；他們被倒吊，也就換來，從萬人坑之中的，大國崛起。

這個國家不需要童謠，只需要鈔票。

所以，每年的國慶，我們面對著緩緩升起的國旗，看著那幾顆星星和鮮紅，我們心裏知道，我們不是在慶祝，而是在憑弔。

國旗在這六十三年來都錯置了。它在升至旗杆的一半便應該為自己止步，因為有資格繼續攀升上去的，是國家，不是一具屍體。

最愚昧的人總是待到身子發抖才知道到冬天來了；等到有人流血了，才願意相信子彈劃破過空氣。

最觸目驚心的恐怖不是淌血的國旗，而是「在這裡，什麽事都沒有發生」。

細

2012年6月30日

公共電話前的故事

還是在那個安靜的體育館，電話忽然響起來。

老實說，用「忽然」這個詞來形容一個響起來的電話，是絕對多餘的：電話在響起和寂靜之間，從來就沒有容得下一絲質疑的灰色地帶；響就是響，沒響就是沒響，哪有什麽忽然不忽然的；就像「氣若遊絲」和「斷氣」兩者之間，其實都只是一瞬間的突如其來，也就是說，這個世界不會有「正在死亡」的人，頂多只有快要死、和已經死了的人；也因此，每一種死亡的方式，其實都是突然死亡，分別只在於你能不能早點知道。

電話鍥而不捨地繼續響，但我知道它的不懈是不大可能獲得回報的，那是因為，我從來沒見過有誰會走到公共電話前，拿起聽筒聽。我甚至不知道公共電話原來也會響，在那天以前，我一直白癡地以為電話亭和公共電話只能單向地撥出去。因此，當電話在安靜無人的樓層裏，拼命地重播那段已經漸漸變得罕有的老式「鈴鈴」鈴聲，氣氛多少有點詭異。

我站起來，決定終止這段不應該存在的神秘鈴聲。

反正我很無聊。

「咔嚓。」這是拿起聽筒的聲音。

「你好，這裡是星展銀行我們想向你推介-」說得快又急。

「咔嚓。」這是放下聽筒的聲音。

公共電話努力營造出來的魔幻氣氛，要抹殺掉的話，原來只消半秒。那個推銷員大概不知道自己的一通電話，曾經在一個尋常夜晚的某幾分鐘，為那股已經嘗得很膩的空氣，更改了另一個格調。

如果說作家的出現是為了告訴人們文字不單是爲了傳意、如果說廚師的存在是爲了讓人知道食物並不純粹爲了填飽肚子、那麼這個推銷員大概也稱得上是半個音樂家，至少他讓我知道了，電話響起來時並不一定意味著需要什麽人去聽。

回到座位坐下來的時候，兩個明顯不相干的男人一起從升降機裏走出來。一個中年男人拿著黑色公事包，臉上掛著一副「在想很多事情」的表情，這種表情在香港俯拾皆是；他們的眼睛往往看著前方，卻從沒留心過自己的前方，他們的腦袋，在想著比前方更前方的事物。這算是很深的遠視吧。

另一個男人是一個青年人，也拿住一個手提包，左顧右盼，看牆壁上的海報時頭哄得很近，很仔細地看。我判斷他患了近視。

最後一張桌子給那中年男人先坐了。那個青年人沒多加考慮，就逕自朝著我的方向走來，然後客套地問可不可以坐在我對面。我用最地道的「港式冷漠」聳聳肩嗯了一聲，結果卻換來他充滿異鄉色彩的熱情回應。

「我前幾天也有看到你在這裡溫書呢？你多大了？」

有點不純正的廣東話-當然，不是洋人的那種不純正，是內地人那種。同樣都是不純正，但在香港人眼裏，這就足夠換來截然不同的對待。

話說得滿大聲，後面那男人不耐煩地帶上了iphone 耳筒。

我回應得有點尷尬，他越友善熱情我越尷尬；但基如禮貌我又不得不馬馬虎虎地回應他。我不是不願意認識陌生人，但習慣了在凡事婉轉的香港生活，這種事情來得太直接會感覺有點唐突，這種唐突就像我從未想像過，在最安靜的地方，打破靜謐的居然會是公共電話亭。

閒談間，青年人告訴了我他是剛來港的新移民，因為父親離世，年邁的母親獨力在香港居住，因此便乾脆移民到香港母子團聚；由於學歷低，他一直沒辦法找到工作，只好參加勞工處、毅進計劃舉辦的一大堆課程，希望考來的證書能為他爭到一份足夠糊口的工作。這些情節充斥在香港的横街小巷，但我聽在耳裏，還是感覺有一點點的不可思議，大概是因為我早就習慣了只會在《星期二檔案》聽到這些熟悉情節，因此，當同樣的故事搬到眼前再訴說一遍，感覺就像在聽全新的劇目。

我已經忘記光他還說過什麽，只記得他說他很喜歡香港，因為每個人看起來都那麼平等，不論他是有錢人，還是窮人。說完這句，青年指著窗外隔了重海的港島，下了個結論：「我還發現，住那邊的人，原來真的比較有錢。」遙遙一指，不偏不倚，那是嘉亨灣。

這個晚上，我在一部荒唐的公共電話前，拿起耳筒聽進了一個故事，那麼寫實，那麼魔幻。

細

2012年5月22日

三家村

每逢這個時間，地鐵站總是擠滿了人，
我匍踏進去，後面的人便努力向前擠，
我勉強捉緊了扶手，身子隨著人流往後退，情況就像拋了錨的船，被水流死死地拉扯著。

環視四周，人們的站姿和表情看起來都差不多，
我塞進耳筒，希望聽歌會令我跟別人聽著不同的聲音，看起來也能有點不同，可是當我塞好了，卻發現附近的人，耳朵裏也早就塞了一對耳筒。

我的耳機播放著一首叫《聽海》的歌，我很喜歡那歌手用豐富的感情演繹歌詞，很想跟著哼，可是在香港，乘地鐵是要壓抑感情的，聽說是因為感情澎湃的列車會比較容易出軌發生意外。

也難怪地鐵站那把女聲總是那麼毫無情感，試想像如果那把女聲激昂地在東鐵車廂裏，
用普通話大喊：

「去你的，我就說車-廂-裏-嚴-禁-飲-食！」

該班列車大概頃刻間就會暴動了。

我本來打算回家，可是站在油塘站我卻改變了主意，我想去聽海。

步上地鐵站階梯的時候，
我想起好些電影橋段，都寫著因為主角忽然改變主意而避過了浩劫，
我走到頂時，下意識地放慢了半拍，確定下面並沒有傳來列車大爆炸的聲音。

我要去的地方是條漁村，

但當然，
所謂的漁村其實也前衛得很，五光十色的海鮮酒家成群地集結在村口招徠外國客人，可是不打緊，正如孔子的後人也沒一處像孔子。這條村旁邊真的有個海，其實已經算不錯了。

我順著村口走進去，在魚市場裏拐幾過彎，走到一個沙灘前。
沙灘佈滿玻璃，隔著鞋底也能感受到它們的殺傷力。近海的氣溫比城市又低一點點，只有流浪狗有在這裡走來走去的能耐，流浪狗的附近是一群在架起相機拍日落的人，可是我是來聽海的，不是來看日落。

我繼續往前走，越過一株許願樹，這株樹的樹幹有點彎，可能和它背負著太多願望有關：許願很輕鬆，願望本身卻很重。

離遠看見前面的天后廟，它的背後還有路可走，但許多遊人都會以為天后廟就是漁村的盡頭，於是走到這裡，便心滿意足地回頭，他們沒有留意到，其實直到這時，他們還沒有看見過一間房子，既然是一條村就不可能沒有一間房子，要不然人們都住哪？

他們當然沒那麼笨，只是他們的心思全都落在村口的酒家上，這條村只是用來幫助消化的飯後行路徑而已，有沒有看到房子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們都在許願樹前拍照留念了。

越過廟，流浪狗開始變得不友善，相學師傅的手寫海報取代了無聊鬼在石頭上用改錯液寫的字。那張海報詳細寫了每種手掌紋意味著的運勢，明明是一幅命運的說明書，卻令人越看越迷惑，我在海報前攤開手找了半天，都找不到自己的命運，每一幅掌相圖都有點像，但又有點不像，流浪狗盯著我幾秒鐘，逕自跑開了，那隻狗可能在心裏想：

「竟然有人會比我還無聊哩。」

我轉過身對著海，倚在欄杆，幾乎忘了自己是要來聽海的。這裡的港口有點窄，很近的對面便是筲箕灣，因此波浪偶爾會變成湍流。我看到湍流把一隻小舟弄得搖搖擺擺，漁人用船槳輕輕撑了撑，讓小筏輕輕向前去，那畫面令我想起冰心那只寄回家的小紙船。

很近的對面便是筲箕灣，
就在故事背景差不多的一個晚上，跟弟在油塘下了車，
走進三家村，沒錯我們是來聽海的。

2012年8月

搬家前，
爸爸每個月都要繳停車場的車位費，把車位租給我們的夫妻就住在大廈天台的一個單位。

每到月尾，這項「解款」到天台的任務便落到我和姐姐身上，
有時候她跟朋友聊天聊得興起，就會不耐煩的說：

「你自己去不行啊？自己去好了啦！」

我每每都連想也不想就大喊說：

「爸！姐說她不去，她不去我也不去，何況上次我已經是自己去了！」

是的，我的反應完全表達出一種超幼稚的弟弟思想，即使我已經快中學畢業，在家的時候卻還是一個透頂的無賴，反正「無賴」說的就是「佬」，而我就是一個「細佬」，所以有點無賴也很合情合理不是嗎？

爸爸是一個成熟了的「佬」，很怕煩，因此簡單一句「都給我上去」就把事情了結了。我向姐姐擺了個「好同情你」的神情，便走向鞋櫃拿拖鞋。我沒有聽到，可是我肯定姐姐在我背後用口型說了一句髒話，不過她很有修養啦，通常都只說單字。

有一次，也就那麼一次，我們一起拿著裝錢的信封結伴上了天臺，姐姐第二天就要赴美念書了，所以這是我們倆解的最後一筆款。我按了按門鈴，門後的那隻西施狗猛烈地吠起來，直到一個婦人從門後走出來，那隻其實很矮小的狗才悻悻然地止聲。

「嘿，不如爬上去看看吧。」

交完款後我走到樓梯門前，姐姐在背後這樣叫著我，她就站在通往大廈屋頂的天臺樓梯旁。

「可以嗎…」我猶疑了一下，那微胖的師奶剛剛才讚我乖。

「管他的。」這一句是我想的。

「管他的。」這一句是姐直接說出口的。

過了幾分鐘，
我們倆就站在大廈的最高點，看著眼前，我們從來都沒看見過的風景。

我第一次知道，在這棟只有12層樓高的大廈，原來可以看到半個觀塘的街道、看到APM變成一顆Lego積木、看到這個城市在夜裏像個機器般不停運作，在那刻我想起一套叫《大都會》的動畫，以及宮崎駿的《千與千尋》裏，有八隻腳的蜘蛛伯伯，和充斥著魔法的街道。但其實，這只不過是一個縮小了的觀塘，裏面的事物我每天都在經歷，什麽都沒有改變，改變的就只有觀看的角度。

「我沒有作聲，也許是想靜靜的品嘗此刻的節奏，默默地佔有這如幻似真的光景。」

那幾分鐘，我和姐姐定睛看著這個城市，誰也不打算打擾誰。
我偷偷瞄了瞄旁邊的她，對她來說，這遍景象，大概算是這個城市送她的一份臨別禮物吧。

禮物其實一直都呆在這十二樓的屋頂，靜靜等候它的收件人，然而，在不同時間送出的禮物，便會有不同的名稱，生日送出的，叫「生日禮物」，而在那晚，它叫「臨別禮物」。我看著下面點點的燈光，不但聽到城市的節奏，甚至還聽到她的脈搏聲，這樣的景象好不真實，只有幻，沒有真。

直到過了那一天，我才明白，只有當現實和夢幻在同一條線上平行出現，那才叫如幻似真，也就是說，當宮崎駿和我的生活漸漸重疊，而姐姐乘坐的飛機離香港越來越遠的時候，那種強烈的反差就是「如幻似真」，這種反差的距離可以用小時量度，也可以用溫度說明，譬如說，當我站在漁村的海邊想起這件往事之際，姐姐卻在地球的另一面用指尖感受到雪花。

霧很大，沙灘上的人誰也拍不到夕陽，只拍到一片變紅了的雲霧，可是美國的天氣很好，很快便會有清新的日出。

「如幻似真」，可以用來描述美麗的景色，但原來，也可以用來說明一種傷感的分量。

細
2012年3月7日

爸爸課

當我從師傅口中聽過「人生中最享受的三件事」後，
就開始明白到其實每個人骨子裡都喜歡創作，分別只是有些人敢於把他們表達出來，有些人的創意永遠都封存在骨頭裏。而有些人的創意，你永遠都不敢肯定該用什麽形容詞來形容才妥當，我們通常都會說那些人，嗯，很有個性。

我爸就很有個性，至少我到現在還未遇見過任何一個父親，可以令我覺得他比我爸還神奇。

但由於他的「有個性」表現得很「含蓄」，要向別人解釋那是什麽程度的神奇也很不容易；
那種解釋的難度同樣發生在我妹身上：我兩歲的妹妹平日一出門，人家就會哄她說話，而當她終於肯害害羞羞地說一聲：

「姐姐你好……」

 那些姐姐們就會很雀躍地說：

「你妹妹會說很多話喔！好聰明好好動！」

但事實上，我妹妹在家外的表現已經是最大限度的「矜持」。
平日當我買了便當回家放在桌面，我妹妹是會踮起腳用手指碰碰那盒海南雞飯，然後用一副柯景騰的壞笑容，再配上兩歲嬰兒的腔調說：「咦？有野食Bo……」

「咦」和「Bo」字是要拖長尾音的。

我很難向那些姐姐說明，其實他們看到的「害羞BB女」是假象來的，
同樣地，要向人解釋我爸多麼富個人風格也蠻困難。

從我記憶開始清晰起，我爸就很愛唱歌，而且唱的是自己的歌，唱的時候，不單是自己配詞配曲，甚至還自創了一套屬於他本人的語言。而最不簡單的是，每星期他居然可以一個音都不錯地重新唱一遍。

那時我還小，有一次聽到老爸又在家唱起那些外語歌，便一臉尊敬地地問他那是什麽語，
我老爸聽到我的發問，也一臉正經地回答我：

「那是古巴語。」

於是，我一直以為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古巴語，而這個謊話我一直信了整個童年，因為我有很長一段時間，根本不知道哪裡是古巴，只知道家中常常播的那只《樂滿夏灣拿》，唱得跟老爸一模一樣。

面對這個非一般的父親，

你必須學會像軍人一樣做事迅速，譬如說，當我沖凉用超過7分鐘，我爸就會拍拍門，卻不趕你走，而是直接開門進來，
手裏夾著報紙，跟你說：

「抱歉啦，我想大便。」

語畢還要補充一句：

「你繼續沖就好了，我不介意的。」

豪邁又真誠的語氣，說得好像要內疚的人該是我。

由於我家是個軍營，因此吃飯也要快，因為在我家，吃飯的途中經常會停電，而停電的原因是因為我老爸。

有時候當我們在吃飯，他會忽然把全屋的燈關上，只留下廚房抽油煙機那顆小光管繼續亮著。然後他就會躺沙發上，悠然自得地說：

「原來即使不用開燈，光靠德星酒家的招牌光就夠照全屋了。」

我爸雖然有點與眾不同，教出來的子女卻很正常，我和姐姐對於我們也不算「十分頑皮」這一點，彼此都毫無疑問地贊同。

有時候，一些姨姨會問我爸怎樣教孩子可以教得那樣乖，我不知道她們是在說客套話還是什麽啦，可是我爸的教育絕對不容易為人接受。

老爸的管教沒有體罰，也不會啰嗦地說道理，印象中的老爸是很酷的。

他對我們兩姐弟，就只認真過一次，就那麼一次，使得我們從來都不敢違抗聖旨。

那時我和姐姐好像只有五、六歲左右，有一天，某個親戚送了我們一台電視遊戲機，我們自然歡天喜地玩起來了，玩了好一會兒，少不免會爭來爭去，明明遙控器有兩個，我們還是非要左右手各自操控一個不可。就在我們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，我爸走過來，一下子把遊戲機的插頭拔了，把整個遊戲機拿起，用力往地下一摔。

爭吵的場面，在半秒之間就被hold住了。

然後我只記得爸爸用淡然的語氣說了一句：

「會創造糾紛的玩具，就不是玩具。」

說完便把遊戲機的碎件拾起來，直接丟到門外的垃圾桶。自此以後我們就沒敢再在老爸面前撒野過。

又有一次，他在廚房裏埋怨我和姐姐，常常把沒有抹乾的碗筷直接放在廚房桌面上，過了幾分鐘，他忽然悟出了一個解決辦法：在第二天，全家的大部份的碗筷都不見了，光禿禿的櫥櫃裏，只剩下四個碗、四對筷子、一個湯羹。據他自己說，過這樣「家徒四壁」的生活，廚房就不會一團糟了，而這個意念，來自監獄。

從此，他一旦有什麽問題，我總是搶在他前面把問題解決了。

我爸並不討厭理論，只是他比較喜歡實踐理論。

譬如說，小時候我蠻怕蟹的，我說的是四五歲的時候；而我爸的教育，就是要我站定定，然後把五隻蟹放到我手上，在廚房門口前站一刻鐘。要知道，四歲小孩拿五隻有分量的蟹，是要用「捧」的。那天我在門口站了一刻鐘，爸爸就在前面的電視播反斗奇兵給我看，結果我除了頭十分鐘哭得很淒涼之外，其餘時間都捧得津津有味。

以上這件事實踐出來的理論，叫「越唔想做，就越做多D」理論。
用同一個理論延伸出來的「教育」，也包括有一天我不小心透露了我很討厭吃西芹的事實，結果第二天晚上我爸買來了五斤西芹。清灼。

爸爸的教育好像很嚴厲很有效，但絕大部份都是很無厘頭的。

我們住在大埔的時候，他有天興之所至，辦了個「爸爸課」。

「爸爸課」這個名字是他自己改的，換言之，就是爸爸來給你上課。上課地點是家中的走廊，我姐是班長，我是行長（這是他編的）。第一堂課的內容是教我們，澳門爲什麽叫澳門。

內容我已經忘記了，反正肯定是他自己胡混出來的，所以不記得也沒所謂，但我卻忘不了那時我們一人拿一張凳子，坐在走廊，看著爸爸用marker在白板上畫畫寫寫的認真神情。

「大學上課的時候，都是這樣子的。」老爸上課前還很嚴肅地告訴我們。

這位無厘頭的爸爸有時也會很認真。N年前的某個下午，我，姐，爸都在無所事事。

「我們寫書吧。」老爸忽然表情興奮地說。

「？」

老爸無視了我的疑惑，拿出一本封面是向日葵的筆記本，拿出一枝筆。

以他的個性，我們當然不可能會寫出一個「小明出門遇到太陽伯伯和蘑菇嬸嬸……」等級的故事。
我們創作的，是一個由大自然與城市發展的衝突，而引起的異地戀故事。

這本書的書名是：「鱷魚轟轟的故事」。

故事裏的情節都是我們三個口水横飛地討論的，我姐比我大兩年，想得比我有智慧，因此主要負責「情節」那部份、我通常負責比較熱血那部份，例如是鱷魚企圖襲擊人類，或者鱷魚爭女朋友而與其他鱷魚廝殺的過程等等，我爸最冷靜，他只是享受插圖畫鱷魚的樂趣，雖然他畫得很醜樣。那時我才小學二年級。

現在，我們都長大了，爸爸正不遺餘力地將他的個性傳給妹妹，而且已經似乎略有小成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妹妹坐在私家的BB馬桶上看電視看得入神，爸爸從廚房裏走出來，一邊抹抹衣袖一邊對她說：

「DAI LU KU！」

我妹妹妹雙眼動也沒有動過，順口就應了聲：

「GU LU CHI!」

我妹不是亂應的，這是我爸爸自創的爸爸語中，用來打招呼的那兩句。每次週末我爸早上走出客廳，就會到處用這種方式跟人打招呼，但我那天還是第一次看到竟然有人應他。那刻我真的快笑死了。

從大陸回到香港的第二天早上，我醒來的時候，發現老爸坐在我床尾看報紙，一邊看一邊搓腳皮。

「DAILUGU!要不要去看早場？」朝氣十足的聲線。

「好……啊。」我揉揉眼睛，準備走下床。

「五分鐘後開場。」

這句話的意思是，我又要用跑的了。很多時候我們都無法解釋自己爲什麽總是在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就像我也不明白爲什麽我週末才剛起床就被逼著要猛跑，而我的童年大抵也就是如此這般，莫名其妙地便跑遠了。

細

2012年2月16日